和這座浙中城市的本地居民一樣，敘利亞人法胡爾已經把義烏當作自己的家，在他經營的“一千零一夜”西餐廳里，除了來自中東“老鄉”之外，還有來自韓國、歐美等國的“老外”們，尤其讓他感到開心的是，一些義烏本地的年輕人也開始光臨這個餐廳了。“各大洲的人在這里友好相處，大家已經習慣這一切了。”顯然，法胡爾對發生的這一切很滿意。實際上，作為這個城市的一個剪影，“一千零一夜”西餐廳正成為義烏城市生態的一個生動注腳———義烏是世界的義烏。
和元朝的泉州、開埠時期的上海相比，在這座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里，除了世界各地創業者別具活力的腳步之外，同樣也充滿著城市擴張的痕跡，一個又一個工地和腳手架雖然使城市顯得有點凌亂，但同時也在預示著城市的雄圖，她將變得更加龐大和有活力。
義烏人喜歡說：“我們更善于做大市場，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看似平淡的一句話，除了是對過去20多年義烏城市發展的最好總結之外，其實還隱藏著他們對世界市場的更大追求和圖謀。
政府和市場的黃金分割
幾乎所有來到義烏的人都會贊嘆義烏市場之大，而在贊嘆之余，他們也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是義烏？這里沒有優越的資源，沒有優惠的政策，也沒有靠海，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神秘力量，讓義烏在中國批發市場的版圖上崛起，創造了奇跡？
為什么是義烏？
上世紀80年代初，與義烏齊名甚至規模名氣超過義烏的市場有很多個，比如說湖北武漢的漢正街、福建石獅、浙江溫州。它們有的位于省會城市、九省通衢，有的依靠沿海優勢，有的甚至和僑胞有天然的聯系。從先天條件來看，義烏并不占優勢。但發展到現在，這些市場有的轉型成為了大商場，有的退化成為地域性市場，有的甚至變成了工業基地。浙江300多個專業市場、全國8萬多個大小市場，最后只有一個義烏，不斷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義烏能夠快速發展起來，市委市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吳蔚榮說。
對此，剛剛出版總結義烏發展經驗的《興市之路》一書的何培松深表贊同。何培松是商城集團的總裁助理，長期工作在市場經營管理第一線，考察過全國上千個不同類別的批發市場，也成功策劃過全國數十個各種類型的批發市場，對各類市場的興衰成敗了如指掌。
何培松比較分析了義烏和石獅之間的差別。在他看來，石獅在經歷了幾乎所有市場最初的混亂之后，沒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對商品進行分類集聚，商販依然采用強買強賣、高叫價低還價等方式，同時由于走私服裝多、自身的產業基礎不好，最終自生自滅，成為了一個區域性市場。
而義烏由于整個市場的所有權是政府的，可以很好地對市場進行規劃。政府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在新的地方建設新的市場，對各代市場進行不同的功能定位，然后利用政府的力量動員攤主搬遷。同時，由于市場在整個義烏財政收入中的比例很大，所以市政府有動力當好“物管”的角色。“另外一個原因在于義烏的市場是一代一代建的。”剛剛結束了義烏專題調研的浙江省人民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金祥榮教授說。“1982年，我就在義烏第一代的馬路市場里擺攤。”現在是中國小商品城工商分局管理人員的虞國和說。 [NextPage]
1982年前的義烏農民在縣前街就地設攤沿街布市。1982年任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回憶說：“我當時來義烏后，發現義烏土地太少，農民搞雞毛換糖也是迫于無奈；而農民在包產到戶后，大部分時間沒事干，計劃經濟吃大鍋飯，給我帶來了深刻教訓。在充分聽取群眾的各種聲音后，我覺得應該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積極維護群眾的積極性。就這樣，我和其他領導出臺了‘四個允許’和‘五項扶持’政策。之后的各屆領導，一代接一代，一代勝過一代，后浪推前浪，把義烏不斷推向前進。”
1982年9月5日，義烏縣稠城鎮小百貨市場正式開放，并投資9000元沿街設了700個水泥板攤位，這就是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我當時和老婆分了一下工，我跑運輸，她管銷售。”由于當時江蘇的鄉鎮企業比較發達，年輕的虞國和就跑到江蘇把一些飾品等小商品運過來，然后拿到“馬路市場”上賣。
與義烏相比，國內許多地方的市場是一個一個建的，每個市場中間賣的東西重復，導致內部競爭非常激烈，同時，不同的分市場的所有權歸屬于不同的主體，結果導致攤位搬遷時會出現種種矛盾。另外，不少市場是先建設再招商，所以很多市場建成后好幾年人氣都不旺，成為了“空殼市場”。“我們義烏是先有人后有場的。”中共義烏市委黨校副校長鮑中夫說。第一代的馬路市場是由于放不下攤位了才根據需要建了第二代，而最近開業的“國際商貿城二期市場第二階段”也是剛開業就人氣很旺。
源遠流長的商業基因
如今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會回憶起幾十年前三個五個手搖丁冬作響的撥浪鼓、肩挑一副沉甸甸的糖擔的一群人，他們是“敲糖幫”，他們是義烏人。“敲糖幫”的傳統始于清朝乾隆年間，當時義烏全縣的“敲糖幫”已約有糖擔萬副，開始形成了“雞毛換糖”的交易特征，他們用紅糖從外地換來雞毛、鴨毛等，當作農田的肥料，上等的雞毛還可以加工成日用品或工藝品，再轉手出售獲利。據了解，“敲糖幫”的活動范圍南至廣東、西至湖南、北到徐州。“‘敲糖幫’的血液里流淌著創業基因，骨子里有講誠信的精髓。”吳蔚榮分析指出。
而義烏的商業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得更遠。據介紹，在2000年義烏市民廣場工程中發現了春秋時代13口古井。在古代，有井的地方往往會有集市，稱之為“市井”，市井交易可以視作為商業的濫觴。“這可能是義烏古代商業達到相當高水平的表現。”義烏市志主編吳潮海說。他認為，如此密集的水井發現，可見當時商業繁榮的程度。
此外，明朝中后期戚繼光發現義烏人善戰驍勇，招了3000義烏兵抗擊倭寇，也成了義烏精神的一個源頭。隨著“倭亂”的最后平息，這些彪炳史冊的義烏子弟復員之后，就利用自己走南闖北、信息靈通、交際靈活等特點，開始了貿易生涯。“這是一種血液，一直在義烏人的血管里流淌著。”有人這樣總結，今天的義烏人把這種精神總結為八個字：“勤耕好讀、剛正勇為”。
那么，和浙商其他群體———溫州人的精明、寧波人的大氣、紹興人的低調相比，今天的義烏商人顯然有著和義烏兵一脈相承的基因，那就是誠信為本、義利并重、勇往直前、闖蕩天下、敢于創新等，正是憑借著這些人文精神的傳承，和先祖一樣，他們開創了義烏國際商貿嶄新的一頁。
[NextPage]
世界性的創造
去過義烏的人都會發現，義烏市場與國內其他市場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第一是大多數攤位不接受零賣，因為它們的攤位小，所以陳列的都只有一個樣品，如果零賣就無法和后來的商人交易了；
第二是外國人特別多，去年新開張的四星級大酒店義烏頤和大酒店有288間客房，自開張以來，每天的入住率都在85%以上。“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客人是外商。”該酒店董事長徐漢榮表示。據介紹，目前義烏有來自世界137個國家和地區的近8000名外商、570多家國外企業商務代表常駐此地采購商品，20萬經商大軍在這里以日均2000多個國際標準集裝箱的規模將商品發送到212個國家和地區，市場的外向度已達到60％，成為全球公認的國際商貿城；
第三是義烏到處都有網站廣告，60％以上商位開展電子商務，開通了網絡電視，其中由市場發展商投資1000多萬元建成的中國小商品數字城網站，把所有5萬余個商位搬入因特網，日點擊率過10萬人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網站，實現了有形與無形市場共同發展。“正是這些原因，義烏完成了從現貨交易到貨樣銷售的轉變、從國內批發到國際化的轉變、從有形市場向無形市場的轉變，跳出了西方經濟學關于批發市場必然慢慢消亡的陷阱，而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跡。”金祥榮說。
金祥榮提到的批發市場必然消亡的陷阱基于兩個力量。其中第一個原因是商業革命和零售革命。歐美國家在工業化早期形成了大量工業品專業批發市場，這和我國現在的情況非常相似。但是隨著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零售商的出現，它們以銷定產，控制了商品流通鏈中的生產和批發環節，使得那些獨立批發商也就是專業批發市場的地位降低。
另一個力量來自于生產企業本身的壯大。跨國公司等理論顯示，隨著規模的擴大，高檔品牌商品為了發揮規模經濟優勢，將營銷體系內生化以降低成本，也就是說建立龐大的專門的營銷隊伍來從事銷售，從而降低了對專業批發市場的需求。
但是義烏通過其三方面的轉變，使得以信息搜尋為主的交易費用持續下降，從而產生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內生增長機制，成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母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義烏市場可謂世界性的創造。”金祥榮說。
永不落幕的博覽會
中國三大飾品生產基地之一，產量占全國70%，有飾品生產企業1300多家，經營企業3000多家；
襪業產量占全國35％以上，浪莎企業擁有全國惟一襪業馳名商標，兩年后全世界最大的5家襪廠所在地；
拉鏈產量占全國的50％以上，全國最大拉鏈生產企業“偉海拉鏈”日產拉鏈15噸，目標是做全世界最好的拉鏈企業；
香水系列、彩妝系列的主要生產基地；全國最大的圓珠筆生產基地，日產圓珠筆芯12萬支，年產3000多萬支；
膠帶產量占全國50%，銷量占全國70%；全國絨線主產地之一，產量占全國市場30％以上，“真愛”公司為全國最大毛毯生產企業之一；
工藝品產量占全國市場60％以上，年產值30億元人民幣，“華鴻”、“王斌”公司為全國最大鏡框生產企業之一；
僅僅雙童吸管公司產量就占全球的25%，日產10噸，1500萬支，全部出口到麥德龍、沃爾瑪等國際超市。
這就是義烏。當記者詢問一位在福田市場二期從事包裝袋生意的攤主是否在本次“義博會”上參展時，他驕傲地說：“在義烏，天天都是博覽會。” [NextPage]
價格比廠家還便宜
到過義烏的人都有個印象，在義烏買東西，有許多東西比直接從廠家買還要便宜。“這好比你坐飛機出去旅游，旅行社報給你的票價就永遠比你從航空公司直接拿到的票價低，因為旅行社的客源相對穩定而且規模很大。”金祥榮解釋說。
到義烏買商品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每天到義烏來的客人規模都很大，加上義烏有32萬種小商品，種類極為豐富，幾乎沒有你買不到的商品，這樣，整個商品的成交幾率就會大大提高，廠家的營銷費用和搜尋客戶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他們自然愿意給經營戶較低的價格。
“現在的義烏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價格形成中心和產品創新基地。”吳蔚榮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因為價格低吸引更多的客商進來；更多客商的入駐使得市場的規模更大，從而更有能力提供更低的價格。”金祥榮說。
而同樣對義烏頗有研究的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上市公司小商品城的獨立董事鄭勇軍發現，除了上述優勢，相比全國其他市場，義烏的物流成本要低30％左右。
據恒風集團公交事業部總經理駱有勇介紹，全國貨運專列7個始發站，義烏這個縣級市占到了5個。而伴隨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起來的物流企業浙江恒風集團和聯托運公司，可以快速將客戶的貨物及時發送到全國各地。
郭集福是位專做巴西天然水晶寶石生意的馬來西亞人。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他的生意一落千丈。1998年，他來中國做生意。沒幾年，他發現小小的義烏，居然連五大洲的人都有，每年的國際貿易量更是大得驚人。當時他在中國的單子不少是在義烏市場做成的。兩年前，他下定決心在義烏租了個攤位。現在他每年通過義烏國際商貿成做成的單子遠遠超過了在馬來西亞的生意。
如果說郭集福本身還有點外貿生意的基礎，那么金祿珍就完全是靠義烏發展起來的典型了。
金祿珍是義烏鄰縣浦江人，1997年開始辦鎖具廠，聽說到義烏做生意客戶會比較多，1998年6月，她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篁園市場租了半個攤位，沒多久就接到了一個西安外貿公司的外貿單子。更令她意外的是，老外不久就“按圖索驥”找到了她的攤位。到1999年1月，她接到的外貿訂單越來越多，自己也越做越有信心，不僅把攤位從半個擴大到一個，在浦江的工人也迅速從10多人發展到70來人。2003年，現在的國際商貿城一期完工招投標，她投中了兩個攤位。去年10月份，她又在浦江買了20多畝地，工人跟著增加到200來人。
這種事例其實在義烏很普遍。有家企業，原來有20多個外商客戶，把公司總部搬到義烏不到兩年，外商客戶就增加到了80多家。還有大家很熟悉的“中國結”，一個原本接近消亡的產業，這幾年借助義烏市場的兩個攤位，每年的銷售額接近20億元，不僅養活了臺州和東陽等地的經營戶，還“救活”了這個產業。
統計顯示，在本地人口不到70萬的義烏，外地常住人口達到了100萬，平均每天通過義烏海關出口的標準集裝箱多達1000個。“義烏已經成為全國中小企業和世界商品交易的平臺，其功能絕不亞于上海和深圳的證券交易所。”何培松認為。 [NextPage]
極化效應和義烏經濟圈
2003年，與義烏毗鄰的浦江縣提出了“接軌義烏”的戰略，從產業接軌、市場接軌到要素接軌、觀念接軌，在接軌中共享義烏的商品市場資源、基礎設施資源、人才信息資源和城市品牌資源，并且把一年一度的水晶博覽會和掛鎖博覽會也搬到了義烏。浦江水晶企業接軌義烏市場后帶來了新的爆發力。據統計，浦江水晶工藝品名氣日盛，產量占了全國一半以上，而其中的40%產品則出口到歐美和東南亞各國。
蘭溪市也是義烏的近鄰，也千方百計與義烏市場對接，依據市場平臺搶占國際市場。織造是蘭溪市的支柱產業，全市600多家毛巾生產廠家年產6億條毛巾，50%通過義烏市場銷售，日用化工、電子、食品、塑料等行業的許多企業，也競相在義烏市場設置“窗口”，逐步擴大“蘭溪牌”在義烏市場的占有率。“接軌義烏”，現在已經成為周邊縣市的共同戰略，武義、磐安、金東區，甚至衢州、麗水等地的一些縣市，都在義烏設立了政府辦事處，希望能夠在市場源頭捕捉到機遇，搭上經濟發展的快車，從而在浙中盆地隆起引人注目的“義烏經濟圈”。“這種現象是由義烏市場的‘極化效應’造成的。”金祥榮說。
金祥榮認為，義烏幾代市場的變遷造成的“母市場效應”，對其他地方性專業批發市場產生極化，這首先使得浙江其他地方同類中小型專業市場的萎縮和消亡，接著其輻射作用將遍布全國，今年廣交會開始不讓義烏人散發廣告就是一個例子。
戰略高地
義烏每天出口的商品有近1000個標準集裝箱，按一年35萬標箱的出口交易量估算，2004年通過義烏市場出口的商品出口交貨值達到1000-1200億元人民幣，而這一數字仍以30%-40%的年增長幅度迅速擴張。此外，全國許多規模以上企業在義烏市場設置商位，通過自營出口渠道異地交割的出口貿易，這些交易并沒有計入義烏市場的統計數字中，據估計，這部分貿易創造額大約在500億元人民幣。“這樣的交易規模本身就意味著十分重要的國家意義。”金祥榮指出。
曾有經濟學家指出，零售業對一個大國來說，是一個戰略性的行業。類似沃爾瑪、家樂福之類的連鎖大超市，使得企業成為市場的主導者，供應商對其的依賴度越來越大，從而出現超級零售商控制生產商的現象。因此，美國一位商業人士表示：“如果沃爾瑪跌倒了，我們就有可能面臨國家安全問題。”
而義烏小商品市場正日益擔當起這樣的角色。目前，義烏市場已與200多個國家或地區建立經貿往來關系，商品出口市場總體上已實現了從低檔市場占領到中高檔市場滲透的轉變，甚至以香港地區、臺灣地區為主要產地的進口商品，也紛紛通過義烏市場這個平臺進行全球貿易，因此，義烏已成為中國勞動密集型非耐用消費品舉足輕重的出口基地。
此外，由于義烏在流通環節所創造的“母市場效應”，使它成為抑制中國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力、土地和人民幣升值制造業離散轉移的重要力量，義烏市場的國際化又擴大了市場發揮產業集聚的作用。[NextPage]
世界的義烏
義烏市距上海3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外國買主都到那里訂貨。———聯合國、世界銀行和摩根士丹利等世界權威機構聯合發布的《震驚世界的中國數字》報告
去年6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兒童基金會、難民署、項目事務廳等聯合國采購機構官員相繼考察了義烏市場。同時，聯合國已經在義烏市國際商貿城二期一階段一樓大廳內建立了采購信息中心，這是繼在北京建立采購信息中心后的我國第二個聯合國采購信息中心。該中心把在義烏市場收集到的采購信息傳送給聯合國有關機構參閱。
義烏一家海運公司的負責人透露，從今年初開始，幾乎每個月，聯合國的采購系統都從義烏采購大量毛毯、服裝、工藝品等物資，運往聯合國總部和世界各地需要救助的地方。
如果說義烏已經跳出了世界經濟史上工業品專業市場消亡的歷史陷阱，創造了市場輝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那么，義烏未來發展的動力在哪里，義烏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路徑，義烏是否存在著發展的陷阱和缺憾，這些問題將成為義烏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義烏可以復制嗎？
在一個缺乏各種條件、資源的地方，義烏帶給世界的是一個奇跡，那么義烏能否在其他地方進行復制，何培松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義烏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除了浙江強大制造業的支持之外，政府對市場資源的控制和分配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其他地方復制義烏可能性不大。“現在的義烏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商品交易市場概念，而是電子商務、物流、信息、產品展示和產品創新為一體的市場，所以人家很難在短時間內學去。”吳蔚榮說。“也許只有廣州可以復制，而且可能會比義烏做得更好。”何培松說，不過他又強調，由于城市定位的不同，廣州顯然是不會復制義烏的。
“將義烏作為一個平臺進行產業嫁接，這才是很好的復制。”何培松認同這種意義的復制方式，比如義烏周邊的縣市、浙江制造乃至全國制造業，都應該好好利用義烏這個國際上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平臺，實現產業和貿易的嫁接。
而在很多義烏商人看起來，復制義烏市場意味著更大的商機和利潤。自從義烏市政府在1999年5月下發了《中國小商品城國內外分市場管理辦法》頒布以后，復制義烏市場就在全國各地不斷進行著，太原、大同、蘭州、寶雞、徐州、西安等分市場不斷涌現，并且在各地掀起市場熱潮。
在不可復制和復制的爭論中，義烏市場這種模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方向將持續著，這是否是義烏放大影響力的路徑，顯然有待于更多的觀察。可以改進的地方“如果他們伸出5個手指頭，那就意味著要求返5個百分點。”一位在福田市場一期做小掛件生意的攤主如此形容他遇到的一些翻譯。
據了解，由于不少攤主的商品90%是通過外貿的，因此語言問題成了大障礙。市場管理員介紹，為了提高攤主們的文化水平，市場已經免費舉辦了十期培訓學校，內容主要包括英語、市場營銷和電腦，已經有20900人參加了學習。但是一方面由于攤主生意繁忙，另一方面由于客商來自五湖四海，所以最后不少交流不得不通過翻譯，而其中的翻譯就要拿返點，5%—8%的返點成了行業慣例，這也使得成本提高。“其實完全可以由市場出面成立一個專業的翻譯公司，讓政府在公共領域配置資源，從而降低經營戶的成本。”一位熟悉義烏市場的業內人士稱。
而義烏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陳秀仙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正在對市場內現有的各種中介機構進行嚴格把關，調查其信譽度，并且建立信用檔案，以此來杜絕一些不誠信的情況發生。”
類似需要改進的地方還有一些。據一位資深市場管理員稱，盡管商城一再要求經營戶“批零同價”，因為零售價格低是給義烏市場最好的廣告，但是由于店面租金貴、倉庫離店面遠以及店面只有少數幾個樣品等原因，不少攤主往往拒絕零賣的請求，有的即使零賣，價格也要翻幾番，甚至比別的地方貴。
還有就是法律方面的問題。因為義烏經營戶大多是個體戶，不具備法人實體，在進行涉外法律糾紛時，案件辦理比較麻煩，所以不少經營戶就采取了“打落牙齒往肚里咽”的立場，對一些涉外詐騙自認倒霉。[NextPage]
走向未來
許多人提到義烏的時候，都把它和阿聯酋迪拜相提并論。迪拜被譽為“中東的香港”，是全球第三大轉口貿易中心，進口的商品72%轉口至世界160個國家和地區。
迪拜有為數不少的專業產品批發市場，諸如汽配、服裝、紡織品、鞋類箱包、手機配件、建材五金等等。迪拜所有的市場都是自發形成的，在沿迪拜灣的一片狹小空間里，每條街面都可以成為連接亞非大陸的貨物場，每個店面都可以成為中轉交易平臺。“迪拜的繁榮，是因為它本身是自由港，不收稅。”曾專門研究過迪拜市場的何培松說，“也許今后讓義烏成為國家的試驗區、保稅區是個不錯的方向。”
而重視企業家精神的金祥榮則更加希望義烏能夠誕生出商業企業家。在金看來，義烏市場上仍然大多是業余級別的商戶，而非具有職業精神的商業企業家，這無疑將對市場的未來造成傷害。“應該允許商戶之間進行交易兼并，把有限的商位向經營和創新能力強的‘企業家’集中，在融資等政策支持方面，更多地向商業企業傾斜，加速商業資本積累。”金祥榮指出，“同時推進商城集團的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的改革，把商城培育為有相當市場實力和創新能力的民營大型商業集團。”
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徐建鋒則認為，義烏現在主要靠個體類公司，出口的都是廉價類商品，比較弱小，難以形成品牌出口，往中高端發展受限制。“各生產商能否通過股份合作，聯合做大品牌，吸引中高檔品牌進駐，提升檔次和貿易中介組織的層次，這一點很關鍵。”
此外，由于義烏縣級行政區的級別，在市場的發展中出現了諸如涉外經濟活動無法有效保護和激勵、涉外經濟糾紛大部分得不到立案或有效調解、貿易合約得不到有效保護和實施、外商邀請和外國人居留許可簽發往返時間過長等“義烏困境”，縣級市的權限和全國首屈一指的內陸國際開放城市之間產生了矛盾。“因此，從尊重義烏的創造、維護義烏國際化的發展勢頭來說，解決‘義烏困境’最有效的選擇，是借鑒對沿海開放城市如寧波、大連、青島、廈門等進行直接政治授權的經驗，給義烏應有的涉外經濟管轄權進行直接授權。”金祥榮說。 (每日商報)
